都是什么人在“包二奶”

　　 2000年国庆节期间，一个安徽枞阳籍女青年在其租赁的铜陵市郊区农宅里用菜刀割颈自杀。这个女青年与一个做建材生意的江苏常州人陈某姘居了三年，因陈某迟迟不与原配妻子离婚，她感到生活绝望而寻了短见。惨剧发生后，陈某向死者父母赔偿六万元了断此事。

    此后不久，铜陵县城郊的一个年轻女子与同居的福建客商朱某闹翻（朱某在原籍有妻子儿女），该女子用刀片切断手腕静脉自杀。女方家众多亲属分乘两辆卡车，冲砸朱某在铜陵市谢家垅开办的铸铁厂，绑架朱某。公安机关出动大批警力，耗用数天时间才平息了事态。朱某向死者亲属支付了一大笔赔偿费用。

    还有一个从外地到铜陵经商的农民，家中已有妻室，他在生意发迹之后，在市区购置两套住房长期包养两个情妇，生了三个子女。后来生意滑坡，分处生活负担过重，遂动起歪念诈骗他人巨额货款，被司法机关逮捕。

    以上披露的仅仅是因为“包二奶”引发祸端的部分实例。如今人们不难看到，在旧社会里才有的“包二奶”陋习，又重新沉渣泛起，并且呈逐渐增多之势。

    探究“包二奶”现象抬头的个中缘由，无非是因为一部分人腰包鼓起来之后，具备了做非分之事的经济条件。这些人不是把雄厚的财力用于扩大再生产或造福于社会公益事业，而是“富贵思淫欲”，干起了“金屋藏娇”、包养“二奶”的丑恶勾当。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破坏了自己和别人的家庭，殃及无辜的子女，同时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安定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包二奶”在当今社会中已非个别现象，总有那么一些道德品行低下的人乐此不疲，争相效仿。有的从秘密交往转为公开同居；有的常年形影相随如同夫妻；有的以此作为炫耀身份、财富的资本。以前“包二奶”的只局限于个体户和私营业主的狭小范围内，现在有少数干部、国有企业管理者也参与其中。“钱”和“权”的作祟，使得某些“成功人士”昏昏然，坠入了道德沦丧的深渊。“包二奶”刚刚出现的时候，被人们视作伤风败俗加以唾骂，怕就怕一旦“包二奶”现象多了，人们便会见怪不怪了。

    或许有人会说：“包二奶”是个人的“私生活”，与他人无关，对社会并无危害，甚至觉得是“生活小节”，无需大惊小怪。有的地方和部门对那些“能人”、“富商”“包二奶”的，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容态度，纪检部门不查，司法机关不管，周围的人不问，在客观上给“包二奶”制造了得以存在的氛围。其实，这种做法曲解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和国家的法律，对“包二奶”的人，无论其贡献有多大，都是法律和社会舆论所不能容忍的。

    从表面上看，“包二奶”是男女双方自愿的两性行为，属于经济开放带来生活开放的一种特殊现象，似乎充其量只能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而不触犯党纪国法。实际上，“包二奶”是已婚者在自己家庭之外，与异性秘密或公开同居，有的还生育了子女，已经形成了另一个事实婚姻，违反了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构成了重婚罪。再者，“包二奶”的包者和被包者，无不是以金钱作为交易的，如果缺少“金钱”这个要素，“包二奶”现象也就不复存在，这一点与卖淫嫖娼的性质完全相同，应归于依法打击之列。

    “包二奶”既然与党纪国法格格不入，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不容许其存在。

    人们清楚地看到，“包二奶”现象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少数人的腐朽生活方式，损害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体形象，所以无论从精神文明建设，还是维护社会秩序安宁角度来考虑，都有必要认真加以对待。纪检部门要严肃纪律，对凡是党员干部“包二奶”的，要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姑息手软。司法机关则应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对不论什么人“包二奶”的，都要按照相关法律予以惩处。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荡涤污泥浊水，从根本上净化社会风气，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